我国自古就有“严师出高徒”的传统。甲骨文的“教”字就是一个人手持教鞭在教育孩子。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孟子有云：“斯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……”然而，随着家长维权意识的慢慢地加强，前些年，许多教师发出了“不敢管”、也“不能管”的声音。但近年来，一度丢失的戒尺又在众人的呼声中出现了归还之势。

  2017年2月，青岛市颁布的《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》明白准确地提出：“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，应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。”2019年4月广东省司法厅公布《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（送审稿）》中提出：“学校和教师依法可以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。中小学教师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、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标准要求、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，能采用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。”2019年7月8日，中央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国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，提出：“研究制定细则，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。”

  2019年9月21日，我参加了由21世纪研究院举办的一个主题为“再不把戒尺还给老师，这代孩子就完了”的沙龙活动。活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，主讲嘉宾除了代表体制内教育管理者的我，还有律师、三个孩子的妈妈及一个特色学习社区的17岁学生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经过了长时间深入地探讨之后，在最后的互动环节，仍然有不少与会人员对实施惩戒权持保留态度：

  “当我看到‘教育惩戒权’这几个字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觉得刺刺的。‘惩’的意思就是‘罚’，罚难道是处理问题的最好办法吗？”一位从事幼儿教育的妈妈说。

  “在我们这个学习社区，没有‘教师惩戒权’一说，我们的所有规则都是学生制定的，如果学生不遵守规则，他将被他自己制定的规则所惩罚。”一位学习社区的负责人说。

  “对学生而言，惩罚意味着肉体或者心灵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伤害，事实上很多人回忆求学生涯的时候，都感觉到当年所受的伤害难以治愈。”一位医师说。

  从以上这些观点中显而易见大家对惩戒权的实施心存疑虑。事实上，在目前所有的法律和法规中，均没有‘惩戒权’的字眼。在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，有提到“学校、幼儿园、托儿所的教职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，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、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”，在《教师法》中也提到有关“体罚”的字眼，而在《教育法》中，也提到学校有“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，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”，从这个方面来看，“教育惩戒权”的确是一个崭新的说法。

  到底什么是惩戒权呢？它与法律和法规中所说的”体罚”有啥不一样的区别？为什么主流价值认为“惩戒权”的实施已经势在必行，还有不少人对它持不同的态度？

  笔者以为，不少人持反对观点的人可能是把“教育惩戒权”和“体罚”等同起来了，事实上这二者之间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。

  首先，体罚体现的一种教育的权威，往往是由于学生未达到教师的要求或者违反了相关规则，引发糟糕情绪，进而对学生实施暴力行为，如：打骂、侮辱等。笔者曾听一位同事说，她上小学的时候，数学成绩不好，有一次去向数学老师请教一道题，数学老师脱口就说：“连这道题都做不出来，你以后什么大学也考不上！”就这么一句话，让她自卑了很多年，直到现在，一想起这句话，仍然备受打击。一句挖苦的话尚且如此，其它一些辱骂、抽打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更严重，有时甚至造成一种不可逆的影响。因此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体罚是一种暴力手段，而且这种手段带来的后果超过了受罚者的承担接受的能力，造成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身体或者心理伤害。

  而教育惩戒虽然也有一个“惩”字，但“惩”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，其侧重点在“教育”二字，意在通过惩罚达到戒免的目的、教育的目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教育惩戒必须基于人文、伦理和道德，必须着眼于生命的成长。这样的手段虽然有一定的惩罚性，但实施的过程或者带来的后果在学生可承受的范围以内，或者在短期内能获得修复。例如，让随地丢垃圾的同学做一天义工，让上学迟到的同学当着全班同学表演一个节目等，这样的惩罚，学生可接受，更重要的是能够能从中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深刻教育。

  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讲，教育惩戒和体罚有着根本的区别，但是从操作的层面上来讲，界线不可能完全清晰。因为每一个个体性格不同，心理承担接受的能力不同。有些时候，相同的方式，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同。这恰恰体现了教育的复杂性和智慧性，也给老师们的工作提出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挑战。但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，咱们不可以因噎废食。

  有人说，没有教育惩戒权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！的确，我们无从想象，只有肯定和鼓励的教育将是怎样一种情形！但与此同时，法律和法规赋予我们教育惩戒权，也并不代表我们随时随地使用教育的惩戒权。例如，对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学生而言，如果我们不加分辨地任意使用，后果一定是很严重的。而且任何教育手段，如果常常使用，其效果也一定会不断衰减。

  不少专家、教师认为，教育惩戒权提出容易，实施起来并不简单。到底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能做，应该有个操作细则或者操作流程；也有人提出学校应该有一个专门实施教育惩戒的组织，或者在实施教育惩戒之前要让家长知情……我认为，无论细则细到什么程度，都不可能包罗万象。事实上，我们得知，无论是山东日照五莲二中杨老师的处罚结果，还是安徽铜陵周老师的跳江事件，过程中，学校、教育主管部门，甚至派出所的意见都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摇摆，这恰恰说明了实施和评判的复杂性。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我们该怎么样去使用教育惩戒权呢？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思考：

  要想顺利实施教育惩戒权，学校首先要和家长做好沟通，让家长弄清什么是教育惩戒，为何需要实施教育惩戒，以及实施教育惩戒的原则和方式，让家长放下顾虑，真正认识到实施教育惩戒权的目的为了让教育变得更完整，而不是一味传承“严师出高徒”的古训；实施惩戒权是在孩子可承认范围内进行，并不会对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带来不可修复的影响；实施惩戒权的根本原则是爱，是教育性，意在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，保障每一个生命受教育的质量……总之，实施之前，学校要和家长达成观念上的一致。

  实施教育惩戒，说到底就是培养一种规则意识，让学生明白边界的概念，哪些可为，哪些不可为。但是如果这些规则由教师或者学校单方面制定，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，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，甚至遭到大家的反对。因此，我认为，在制定细则或者操作规范的时候，惩戒权的实施者、接受者以及监护人，所有权利攸关方都要参与进来。一方面，多角度的意见会让相关规则更完善；另一方面，自己参与达成的意见在实施的时候容易自我接受。此外，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和提升。

  实施教育惩戒权的主体到底是谁？传统意义上，大多人都默认为是学校或者教师。但我认为，既然规则由大家共同制定，也可以由大家共同来实施，也就是说，家长和学生也可以参与进来。特别是对学生而言，自我管理能力及自制力的形成，通过教师或者家长来管束或者提醒，只是外在的因素。而比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，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和实践，“在游泳中学会游泳”，在试错中获得成长，在自我管理中提高认知。

  如今，教育惩戒权的实施细则还在酝酿中，但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我们应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和判断。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份真正转化为引领者、支持者，服务者时；当我们实际做到把学生当人看，学会接纳，学会理解，学会包容之后，再来面对个性、习惯、能力有差异的孩子，遇到学生所犯的种种错误时，便能用一种平静的情绪、理性的思考、智慧的方法来解决。当我们的所有举措和手段都是基于让孩子获得成长时，学校家长和学生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。

  （文／深圳市福田区福苑小学 曾海玲，此文发表于《小学语文教学》人物刊第6期）

  曾海玲，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理事，中国报刊协会中小学写作专业委员会理事，省级骨干教师，广东省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专家，深圳市年度教师，深圳市名教师，深圳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，福田区首席教师，福田区优秀园丁，福田区人民政府兼职督学，深圳市福田区福苑小学校长、党支部书记。

  曾获省级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，深圳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，有45篇论文在《人民教育》等期刊发表，32次荣获区级以上教学奖励，参与编写了《新教材小学语文名师同步教学设计》《同步作文名师导写》等，出版了《从语文素养走向生命成长》《真向真实的写作教学》《系统化习作进阶方略》等专著以及一套（12册）《项目化习作进阶课程》，是《语文教学通讯》和《小学语文教学》等杂志的封面人物。